5. 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的原罪

    一宗罪：西方模式的傲慢。这种自豪感与蔑视他人的蛮横无礼心态在20世纪90年代未随着集体主义梦想的破灭而达到顶峰。柏林墙的倒塌象征“历史的终结”，但实际上这种胜利加速了强国的脆弱，也预示着很大一部分政界和经济界精英人士思想和道德的衰落：他们认定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将从此进入无限的“黄金期”。这些新信念以及类似的夸耀使人们相信，资本主义一定熊够立即排除时间因素与风险，一定能够战胜其他模式。正是此类信念与夸耀才导致了“负债经济”的产生，导致了“赖债”时代的出现。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霸权犹存，世界经济则呈现出过度金融化的特征。集体主义模式因为过度信奉经济教条而破灭。日本模式在与西方公司的正面较量过程中被击败，而中国却出人意料地取得了成功。西方世界至今仍戴着有色眼镜，还在把中国这头大象视为亚洲“小老鼠”。

    二宗罪：道德勇气的衰退。西方领导人养成了一种在这个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十分受用的哗众取宠、讨好民众的习惯，他们更看重如何去说而不是如何去做。在这种只关心自身利益尤其是选举利益的短视逻辑下，领导人“忘记了”向公众解释这种“寅吃卯粮”的方式是无法持续的，它必将会损害到国家的未来。由于他们弃难择易、放松了道德要求，因而“负债经济”成了一种必然。领导人责任感的缺失还表现在他们没有能力维系一个法治国家、主权国家的一些基本要素，如信守合同和保障公平等。由于西方国家已经无力再信守它们曾对债主们（如私营部门和银行等）所作的承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只得将一切都推给市场，或者只好去找一些替罪羊（富人、欧盟、银行等）。这些领导人完全否认了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也否认了主权国家的地位。

    三宗罪：对“无国籍大企业”的依赖。先天软弱的西方资本主义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与特洛伊木马相类似的依赖机制。或许带有更多约束的 “威权资本主义”对国家来说反而更为有利。它成了经济竞争与游说过程中最有力的手段之一：这一点，只要看看那些敢正面叫板中国政策的企业、个人或者国家所受到的反制措施就会明白。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短期利益成了西方世界那些“无国籍大企业”唯一的“金科玉律”——尽管这些企业的领导层在竭力否认这一点。这些企业将不会参与任何模式之争。这些企业以及它们的游说集团成了那些反对西方模式的对手们实行霸权战略的主要盟友。

    6. 危机的另一个根源在西方社会的文化

    西方社会需要深刻反思，引发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不仅在政府，更在于西方社会的文化。西方社会文化的主要问题就是享乐主义或者说是消费主义盛行。２０世纪初福特主义的批量化、大众化生产使得大众消费社会出现，人类迎来了“消费革命”，“除了一贫如洗的人”，所有人都开始投入到消费中。与此同时，20世纪之前西方社会传统的清教伦理精神：强调节约、俭朴、自我约束和谴责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被迅速摧垮。有西方学者直言不讳地说，“在文化上证明资本主义正当的是享乐主义”。看看西方社会，不要说周末很少有人加班工作，到了假期很多城市变为空城，一到发薪日晚上，酒馆、饭店和娱乐场所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就是在工作日，很多人头脑中还是在盘算该怎样去消费和享乐。每日琢磨吃喝玩乐，能够为社会贡献多少经济和社会价值？

    如果说基于自身劳动所得的享乐，甚至是把所有收入全部消费掉，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但是随着分期付款、信用卡消费而产生的过度消费和享乐，则是十分危险的。以分期付款为代表的现代信贷消费制度，为这种过度消费提供了便利，同时也设下了陷阱。失去节制的个人信贷消费，给个人和家庭带来高负债率，而为不具备消费能力的人提供信贷所导致的美国房地产次级债危机，以及最终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这种过度消费的最鲜明写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列出的十个需要为金融危机负责的人，将普通美国消费者列为罪魁之首：“你不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而是首要的元凶”。

    与享乐主义或消费主义相伴生的另一种西方社会文化问题，是社会成员不愿吃苦、不负责任流行。社会成员不愿吃苦的一个典型而影响深远的例子是教育。尽管西方社会“快乐教育”的理念有一定合理性，但西方学生没有刻苦学习的精神，学生大多学习兴趣不高，在学校里体育出色或者文艺有特长、能够经常参加各种活动的学生，才是受崇拜的对象。几年前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推动教育改革时就曾指出美国中小学教育的问题：“近70%的城区四年级学生不能达到全国阅读测验的基础水平”，而最近美国两位大学教授出版的一本新书《学术随波逐流：在大学所学有限》则指出：美国大学生用于学习的时间少于参加聚会的时间，近四成的学生经过四年学习，在思维、推理和交流能力上没有实质性的改进。教育的失败导致美国等西方社会劳动力和竞争力降低，西方很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教育问题对西方经济以及社会问题的深远影响，尤其是提高社会的就业水平关键要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激发社会成员的创造力。

    7.西方体制面临双重转型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在达沃斯论坛对2012年世界经济走势悲观看法的背后，是众多代表对资本主义无法像以往那样促进经济发展的担忧。而本届论坛的主题“大转型：寻找新模式”进一步印证了这种担忧。英国《金融时报》称，30多年来，中国社会从上至下形成最恒久和高度认同的集体意识：不改革，中国别无出路。但西方很少听到“改革资本主义”的呼吁，这可能是基于一个共识：以市场经济和选举民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已在制度竞赛中胜出，并进入长期的稳定。但现在面对这场结构性危机，即使在被称为“全球资本家俱乐部”的达沃斯论坛，资本主义的信奉者们也不得不思考改革了。

    西方一些政治领导人则开始提出“资本主义改良论”。19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公开表示，在目前经济萧条的背景下，创造“负责任的资本主义”以及“道德市场”的理念是非常必要的。工党领导人米利班德则警告称，改变资本主义规则意味着改变政府，更需要公民改变关于政治的期望和要求。《纽约时报》称，对所谓“更加负责任的资本主义”，西方在愿意讨论问题和准备采取行动之间显然还有巨大的差距。

    资本自己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无能或者无力纠正错误，那么社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今天的西方发达社会并不比发展中国家更为稳定，社会抗议活动在那里频繁发生。最近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具有指标性意义。

    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社会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最终必然转化成为政治危机。从欧美社会抗议的状况来看，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政治化。然而，这也未必不是好事，因为危机最终必须通过政治方式来得以控制或解决。如果政府受制于方方面面的压力，无论是来自资本还是社会，那么政府会继续弱化，直到更大的危机发生。

    当然，也可能出现强人政治来应付危机和解决问题。政治强人可以用民粹主义来节制资本；如果是这样，就可能出现左派政权。但政治强人也可以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压制民粹主义；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右派政权。但也不排除坏的情况发生，极右或者极左领袖出现的可能也是有的。历史上，经济危机不仅造就了像丘吉尔、罗斯福那样的正面英雄，但也造就了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的反面人物。

    无论什么制度，经过一定时间发展必然要出现转型。从目前看，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需要转型和改革。但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体制会崩溃或解体，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现在面临着双重转型，一个是民主的转型，一个是经济的转型。即使是转型或者改革，没有强人政治和强人政府是无法办到的。只有危机发展到十分深化的时候，才有可能造就强人政治和强人政府，从而达到转型或者改革的目标。

    8. 资本主义仍是一种好制度

    欧洲电信集团阿尔卡特-朗讯公司总裁佛瓦言针对“资本主义危机论”反驳称：“资本主义仍是全世界很多人很向往的制度。它创造了财富，机会和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和理念没有大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应用。”

    微软公司创始人盖茨对BBC称，“我们正在经历艰难的阶段，但是没有其他制度像资本主义这样改变了人类。” “这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危机。”“美国经济似乎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速。”“但不会出现大衰退或大萧条”。“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未来取决于全世界商业人士和科学家的适应力和创新精神。”“如今，创新的数量和投资的数量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因为不仅是更多美国企业雇用更多科学家、工程师和创新人才，如今……世界各地包括印度和中国，都有许多人在从事新药品、新软件和新一代能源的开发。”盖茨说，探索新技术、利用更廉价、更清洁的能源提高粮食产量并阻止全球变暖，这些发展将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多数美国人，还有欧洲人和日本人，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比“金砖国家”的大多数公民要富裕。但是，要通过社会创造的财富衡量社会组织模式成功与否等于用平庸低下的标准衡量人类社会的意义。如果人们无法安全自由地享受繁荣，西方模式创造人们能共同分享的普遍繁荣的超强能力就毫无价值。从这些方面说，自由民主国家领导世界，而“金砖国家”的失败却赫然在目。印度大片地区深陷武装叛乱之中；克什米尔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血腥的一级防范状态。巴西的谋杀率是英国的20倍，是美国的5倍。

    与所谓竞争对手相比，西方国家偶然发生的社会问题不算什么；它们是规则的例外。规则是：西方模式给出和平解决个人利益冲突这个人类政治问题以唯一令人满意的方法。从历史角度说，社会秩序一直由暴力、恐惧或极度贫困维系。自由民主制在没有后两者的情况下获得成功，并且把暴力控制在有限范围内，由人民通常认可的规则管理。这是西方模式的巨大成就，永远消除物质匮乏则使其更有吸引力。

    9. 西方不会照搬中国模式

    德国《金融时报》称，20年前柏林墙倒塌，使资本主义在一场历史性的对抗获得胜利。现在金融危机来临却让资本主义尽显脆弱，相反，社会主义却帮助中国从容应对这场危机。俄罗斯“新大陆”网站称，通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政治和经济面临严峻的危机之时，却在政治和经济都保持了稳定。英国《每日电讯报》甚至公开称，“现在到了中国拯救资本主义的时候”。不过，西方多数媒体和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实际比西方国家更大，而且亚洲经济体实际上重复几十年前西方的发展模式，并没有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

    英国政策研究所的国际金融研究学者迈克•约翰逊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西方出现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说明资本主义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关键是看目前的这场危机会持续多久，西方各国政府如何修补资本主义的“破洞”。他表示，不管怎么说，新兴国家正在逐渐崛起，特别是中国政府明智地让百姓参与经济发展进程，分享改革成果，更让人们看好。但他认为，由于中国模式的政治因素，西方绝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学习中国”，但中国在经济领域的一些做法可能会被西方借鉴。面对经济危机下的种种不确定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势必会被人们抛弃。